成為一個“壞人”有多難

以上為真正的斯坦福監獄實驗, 真實的往往讓人害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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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文轉載自 http://www.my1510.cn/article.php?id=8132bdb02f28f4f8
作者：许骥

上個月，在香港，看了由奧斯卡影帝阿德里安•布羅迪和福裏斯特•惠特克主演的電影《死亡實驗》（港譯：《實驗囚室》）。

電影講述26名心理實驗的參與者，被分為獄卒和囚犯兩組，模擬兩周的監獄生活，實驗結束後即可得到一筆豐厚的報酬。起初，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實驗，相約安然度過兩周，各自領錢回家。可是沒有想到，從第二天開始，幾乎所有人都陷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自拔，並且愈演愈烈——獄卒越來越專橫跋扈，捉弄囚犯，鎮壓暴動；囚犯起初服從管制，隨後越來越不滿獄卒的做法，以致釀成流血性事件。最終，這個實驗不得不在第六天就匆忙結束，因為局勢已經完全失去控制。
在看電影的過程中，我聽見身後不停有人發出笑聲，並竊竊私語道：“這個編劇也太傻了，哪有人會這麼蠢，把實驗當真的？”我心想：“朋友，看來你是不知道，這部電影並非完全虛構，它是基於一個真實的實驗改編的。這個實驗，被稱作‘20世紀最有爭議的實驗’，連實驗的主持者自己，都對這個實驗心有餘悸，以致於在實驗結束後30多年，才有勇氣將實驗的整個過程寫出來，出版了一本書，名叫《路西法效應》。”

這位實驗的主持者，即是大名鼎鼎的，曾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的，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榮退教授菲力浦•津巴多博士，他也因於1971年主持的“斯坦福監獄實驗”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人物，一舉成名。
 
消除“好人”與“壞人”的二元對立
 
津巴多教授主持這場實驗的初衷，關注點是放在囚犯身上。他想弄清楚，一個人在囚禁的環境下，究竟承受多少壓力會導致其精神崩潰，這有助於美國政府制定更加人性化的監獄政策。所以，一開始他還精心設計了請真正的員警去逮捕實驗物件的安排。而實驗對象，均是斯坦福大學的普通學生，保證其完全沒有接觸過監獄環境。
不過，在實驗進行的過程中，津巴多教授的注意力漸漸被迫轉移到獄卒身上去。因為他發現，本來也是普通學生的獄卒，竟然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，演變成橫行霸道的暴君！他們強迫囚犯做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，比如用唱歌的方式報數；想盡辦法羞辱囚犯，比如用舌頭清洗廁所；只要有不服從的囚犯，他們便用手中的武器“制服”他們——要知道，在實驗開始之前，他們可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啊！
我之所以在上文中將“制服”二字特別標出，是因為書中的一段文字引起我的興趣。這段文字，是津巴多教授當時的女友（後來的太太）克莉絲蒂娜記錄的——
 
我和其中一個等待值班的獄卒談話，他非常親切又有禮貌，怎麼看都是個大家公認的“超級好人”。後來有一名研究工作人員認為我應該再看一下大廳，因為新的大夜班獄卒要來了，而且是惡名昭彰的“約翰•韋恩”。（作者按：獄卒裏最殘暴的傢伙）……當我就地觀察情況時，我非常非常震驚——他就是剛剛和我聊天的那個“超級大好人”。才不過幾分鐘，他就好像從頭到腳換了個人，不但走路的姿態不同，講話也完全不同——帶著南方強調……他正在大喊叫駡犯人，命令他們“報數”，所有不在他規矩裏行事的，都被視為他的無禮和挑釁。……在他軍事風格的制服之下，手中握著警棍，烏黑且銀光反射的太陽鏡遮住他的雙眼……這傢伙儼然是兇狠、嚴肅、出色的全職監獄獄卒。（頁198至199）
 
文化學者朱大可曾經有過論述，指出“制服”二字，既可作名詞——特定的標明身份的服裝；又可作動詞——使某人服膺某人或某事或某種規則；而在文化上，將兩層意思結合，更有其深意，即，用一種特定的服裝，使人臣服于某種文化。他舉例1949年以後的“中山裝”說：“在中山裝的全盛時期，這種服裝竟然成為全中國民眾的單一制服。數億人的思想、趣味和生活方式，被統一成毫無個性的反面烏托邦。”（見朱大可：《反思中山裝的精神創傷比“申遺”更有意義》）
假如我們把身上所穿的“制服”理解為一種“環境”的話，就會發現，原來一個人的或“善”或“惡”，其實都是被這套“制服”所“制服”的。而這，也是津巴多教授最終得出的結論——“好人”和“壞人”並非二元對立的兩個概念，一個人是“好人”還是“壞人”，基本上是由環境決定的。因此，今後千萬不可以再用簡單粗暴的論斷，判決一個人是“好人”或者是“壞人”。實際上，我們當中的大多數，都是在這兩段遊走的。

但是，“好壞二元對立”是人類慣常有的一種思維模式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下意識判定？因為人類畢竟是社會動物，一般採取群居的生活方式。社會動物，總愛被人喜歡、被人尊敬，害怕被人孤立。當你越怕被孤立的時候，就越希望有一套“遊戲規則”來證明你和其他人並無分別。所以，就有了孔子所說的“鄉願”。鄉願即是漢娜•阿倫特筆下的“邪惡的平庸”，他們姑息“行為不良、犯罪、破壞公物、嘲弄、欺弱、強暴、酷刑、恐怖行動，以及暴力”，儘量避免與人發生正面衝突，積極投身到“大流”中。對於“異己”，“好人”可以團結起來，排斥之、冷落之、放逐之、封殺之、囚禁之、殺害之。於是，便有了納粹種族清洗，有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有了紅色高棉，有了盧旺達大屠殺……
 
怎樣避免成為“壞人”
 
權力是最好的春藥。我始終相信“人性本惡”，給任何人權力，如果不加以約束，便會氾濫。就像在實驗中，津巴多教授得出的教訓所說：“崇拜權力，厭惡弱勢，支配控制，從不妥協，落井下石，先下手為強。這些黃金準則是給他們（獄卒）的，而不是給我們（囚犯）的。權威就是規定，規定就是權威。”（頁169）
津巴多教授雖然親身經歷並目睹了如此殘酷的事實，但是在書的最後一章，仍不免要心懷對人性光輝的期盼，在他看來，避免成為“壞人”是有法可循的，他在“抗拒有害影響的十步驟”一節中給出了十種供讀者參考的方法。其中第四種，我覺得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或許尤為重要，因此願花些筆墨談一談。第四條叫做“我會堅持自己的獨特性”。其內涵是——
 
不要允許其他人將你去個性化，不要讓他們把你放入某個分類、某個盒子、某個自動販賣機裏，不要讓他們把你變成一個客體、一樣東西。請堅持你的個體性；禮貌地告訴他們你的名字和憑證，大聲清楚地讓他們知道你。請堅持讓別人也這麼做。（頁505）
 
在經歷過數十年嚴重的去個性化的悲慘遭遇之後，我們的國民愈發缺少個性。所以，目下我們可以看見越來越多新的“分類法”出現在媒體當中，例如“蟻族”、“月光族”、“禦宅族”、“上班族”等等。這些名詞的出現，都是我們對個體身份認同缺失而產生恐懼的一種表徵，我們沒有自信作為一個個體生存在社會當中，必須歸類到（或被歸類到）某個族群裏，才能心安理得。而這種歸屬於某個族群的行為，又十分容易對另一個族群產生對立。譬如“上班族”看不起“禦宅族”，覺得他們遊手好閒；“窮二代”仇視“富二代”，恨不得重新發動一次“文革”達到“均貧富”的社會狀態。中國社會，處於一種隨時都可能“短兵相接”的危險境地。如何樹立起中國人個體的自信，使中國人真正地“站起來”，就目前的環境看，或許比實現“大國之夢”更為重要。
 
文章寫到這裏，其實基本上可以收尾了。因為我才疏學淺，實在也給不出怎樣樹立中國人個體自信的建議、方法或途徑。我只想強調一點，每個人心存善念，總是沒有錯的。將近二十年前，李敖寫了小說《北京法源寺》。在小說裏，他借“康有為”之口，說了這樣一段話：“存心善，才算善，哪怕是轉出惡果，仍舊無損於他的善行；相反的，存心惡，便算惡，儘管轉出善果，仍舊不能不說是偽善；進一步說，不但存心惡如此，就便是存心不惡，但並沒存心為善，轉出善果，也不能說是善行；更進一步說，存心不善不惡，但若有心為善，轉出的惡果，也是不值得稱道的，這就是俗話所說的‘有心為善，雖善不賞；無心為惡，雖惡不罰。’”我們讀完《路西法效應》，何妨花一點時間，看看我們離“善”有多遠，離“惡”又有多近？